赫尔岑:我们再也没有返回祖国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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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



「俄国的自由派和激进派、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声称赫尔岑是他们的前辈。伯林本人喜欢他,列宁也喜欢他,巴金喜欢他。郁达夫也以天才的直觉发现了他。他到底该有多么庞大的体量和新鲜的生命力?一百多年后,他还在为后辈们提供精神营养,那些在价值观上彼此对立的人们,同时爱上了他。」


他就是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俄国作家、思想家,他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影响甚广,今年8月由后浪再版,全书共上中下三套,所述历史含括广泛,构成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



《往事与随想》 

赫尔岑

后浪2018年8月





文丨张卫民


大翻译家蒋路先生曾考证俄国作家的决斗。他说,决斗这个要命习俗,从法国、西班牙开始,途经德国、奥地利,一路向东,越来越要命。法国人决斗多用剑,德、奥多用军刀,到了俄国,多用***。我们都知道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死于决斗,关于两位大诗人的决斗,过去我们很熟悉阴谋论。其实,在死于决斗之前,普希金至少进行过10次未遂或未造成伤亡的决斗。普希金的小说《射击》写一个人物形象,说这个主人公房间的墙壁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枪眼,其实,是普希金自己没事就在屋里练习射击。


莱蒙托夫有案可查的决斗只有两次,实际上绝对不止两次。最后一次要了他自己的命。


普希金的小说《射击》写的就是决斗,小说本身的寓意和戏剧性就不多扯了。我记得第一次读到这篇小说时那种巨大的惊愕,十步左右的距离内,被对方的***瞄准,那个贵族军官居然在漫不经心地吃樱桃,他手拿一只盛满了樱桃的军帽,一边吃,一边盯着对方的枪口,轻蔑地把樱桃核吐到地上。仿佛这不是决斗,而是郊游。他在死亡门前的态度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深深地激怒了对手。人,真的是不怕死的吗?或者说,人,真的可以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如此冷静吗?一个普通的俄国贵族,真的有可能达到苏格拉底的境界吗?



Ilya Repin: duel between Onegin and Lensky. 1899


我非常希望这是诗人的春秋笔法,但是很遗憾,这不是普希金的虚构,这是真的。在真实生活中,大诗人随时在准备决斗,在歌颂大海、自由和爱情的同时,他随时在准备向任何人挑战。一言不合,他就要挑战。有一次,一个女人惹恼了他,他就向人家的丈夫挑战。显然,关于死亡和生命,大诗人另有看法。


赫尔岑十分好奇莱蒙托夫的决斗。他说,莱蒙托夫既不能像普希金那样容易和解,又不能像十二月党人那样高尚地献身。他判断,莱蒙托夫的绝望和厌倦,不是针对生活的,而是针对生命的,而且,是他自己的生命。换言之,莱蒙托夫想求死,所以他玩命。


那么,问题就来了。难道生活就意味着快速的死亡吗?赫尔岑显然有不同的答案,他说:失败不能发生在战斗之前——我就直接说我的理解吧。在俄国诗人那里,生活和生命,是被捆绑在一起的。如果你判定生活没有意义,那么生命还有什么意思?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死,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们不认为俄国可能被改变。


普希金死去15年之后,莱蒙托夫死去10年之后,1852年1月底,赫尔岑也收到了决斗挑战信。他拒绝了。这件事,是俄国革命史和俄国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俄国学者对此论证说,赫尔岑对荣誉另有理解。问题是,小人的挑战也是挑战啊,你为什么不能学我国的古龙,抱必死之心,干掉对手。


还原到常识,是马克思的朋友、英俊的德国诗人赫尔维格与赫尔岑的妻子发生了恋爱,并且差点闹到要私奔的地步。在此之前,赫尔岑引赫尔维格为朋友,替他们付各种账单,在自己家的二楼给他们一家留下了房间。


接到赫尔维格的挑战时,赫尔岑的母亲和大儿子刚刚溺海而亡,妻子娜塔莉亚卧病在床。赫尔岑的第一反应是像杀一条野狗一样杀了赫尔维格。他觉得赫尔维格不配和他决斗。


拒绝决斗的理由说千道万,对于赫尔岑来说,最有力的理由只有一个,他还没有做好死的准备。


俄国文学最早、也最醒目的三个多余人形象——奥涅金、毕巧林和别利托夫——出自这三位之手。当他们写好了多余人,俄国的年轻人就不再多余了,他们开始研究炸弹的配方。他们开始信奉赫尔岑所不能同意的真理:


一个化学家,顶得上20个诗人!


何谓多余人?经典释义是,在祖国无处获得安身立命之所,生活在别处的形而上意味的漂泊感和非常具体的形而下现实政治的钳制,使他们视生活为烦恼,视生命为累赘。两个天才诗人相信这一切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他们本人喜欢决斗,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也乐此不疲。但赫尔岑相信一切都可能改变。他也是诗人,但首先是哲学家。


他生下来就和俄国政治的风云激荡绑在了一起。他戏称,莫斯科大火、波罗金诺战役和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炮声是他的摇篮曲。他游走在道德感和实践精神之间,游走在政治和文学之间。他必须用行动去证实他的沉思,他的行动与其说是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反抗的本能。《赫尔岑传》作者普罗科菲耶夫说他只要有游行,就不可能不参加。当然,游行是巴黎的游行,在祖国无法体验的快感,只能在异国的街头满足。


《往事与随想》书影


在1848年6月的巴黎,他曾经和托克维尔在街头相遇。两个令我着迷的伟大人物彼此带有敌意,在托克维尔的回忆录里不见这段记述,事过多年,赫尔岑还对此事愤愤不平。那是错误时间、错误地点的相遇。几天前,如果他们在小说家乔治·桑的客厅相见,一定会相谈甚欢。可惜,枪声干扰了审美。


决斗是上帝的骰子,你不知道谁会活着,谁会死去。如果赫尔岑在决斗中死去,他就说不出那段名言了:


“而我其余的思想将诉之于行动,其余的精力将付之于斗争。”


也就不会再有自由俄罗斯印刷所,不会有《北极星》和《警钟》了。也不会再有对俄国革命的启蒙。这两份杂志,穿过沙皇政府的防火墙,源源不断地出现在他的祖国。撬动俄国专制的第一根撬棒,毫无疑问,是赫尔岑的杂志。


以赛亚·伯林说,赫尔岑毕生都相信在俄国发动一场革命有着道德的和社会的必要性。像托克维尔准确地预言了1848年欧洲的革命,赫尔岑也相信革命在俄国是无法避免的。他还确信,他能够对革命做点什么。死于决斗,而且是和他确认的小人决斗,他觉得有点滑稽。


他得以从狗屁的荣誉感中幸存,他越活越宽阔。伯林说,俄国的自由派和激进派、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声称赫尔岑是他们的前辈。伯林本人喜欢他,列宁也喜欢他,巴金喜欢他。郁达夫也以天才的直觉发现了他。他到底该有多么庞大的体量和新鲜的生命力?一百多年后,他还在为后辈们提供精神营养,那些在价值观上彼此对立的人们,同时爱上了他。


列宁喜欢赫尔岑,是喜欢他的愤怒。愤怒是革命的道德资源,这一点列宁没有看错。赫尔岑曾说:俄国文学是对俄国社会的控诉状。在他的回忆录中,有多少同情,就有多少愤怒。蒙昧和专制使多少俄国人付出了生命代价。他提到自己家的两个农奴,本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因为无法获得自由身份而自暴自弃,开始酗酒,最后毁掉了自己。


《往事与随想》书影


酒是俄罗斯精神的借代,忧伤是俄罗斯人的审美。即使一个人生的得意者,在面对无垠旷野时也会生出萧索和凄凉感,更何况时时在面对生活之贫困和破碎的俄罗斯人呢。哪个民族都离不开酒,东西方皆然。酒带领我们飞越理性与现实的拘谨与无奈,带我们进入感性的广袤、幽深、迷醉和欢畅的地带。但是,酒与酒是不同的:在西欧,人们借酒狂欢、借酒超越庸常现实;在赫尔岑笔下的俄罗斯,人们则痛感于人生之无望而步入沉醉。


俄国人之痛饮,几乎已成摆脱不掉的民族符号。由酒入手,亦可解释俄国人性格中的两个极端:


他们容易被感动,但也容易被激怒;他们深怀同情之心,但也容易不宽恕。俄罗斯民族性格,往往可以用醉汉的心理来比拟,一端是极其柔软的忧伤和抒情,另一端又是极端粗野的蛮横。俄罗斯民族性格之两面性,由此而得见一斑。在俄国人的词典里,什么都可能容纳,唯独不能容纳怀疑和反思。在我读过的几乎所有俄国文学作品中,我随时嗅到酒味,但唯独看不见理性。


Jean-Léon Gérôme-Duel after a Masked Ball


俄国现实为赫尔岑提供了诸多愤怒的理由。当最强调平等精神的基督教遭遇到最落后的农奴制度,对于有良知的俄国人来说,愤怒就开始了。


最让赫尔岑感到愤怒的是专制的沙皇政府,他挖苦这个政府的昏庸和罪恶:“假使俄国不是如此广袤无边,假使异国的政权管理制度制定得不是如此含糊其辞,执行起来不是如此混乱无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个对其自身的尊严稍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绝对无法在俄国生存。”


这个政权,在赫尔岑笔下,昏庸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幸亏它的愚蠢,老百姓才得以苟活。这个政权,赫尔岑说它“任何过去的历史都无法阻挡它,它对过去矢口否认,它与欧洲无任何关系,它不尊重人民,对全人类文化教育一无所知,却与此刻和当下相互抵牾。从前,政府面对邻国至少尚有几分愧色,至少还肯向邻国学习,如今却认为自己足以为所有压迫者树立典范,如今是它在教育邻国。”


列宁强调赫尔岑的愤怒,伯林则强调赫尔岑对个人自由的捍卫。赫尔岑关于个人自由的那段话被广为传颂,被曲解、也许侥幸被理解:


“个人自由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在其之上并且也只有在其基础之上,真正的人民意志才能够生长发育。一个人应当尊重自己的自由,并且也应在同等程度上尊重亲近之人和整个民族的自由。”


——让伯林狂喜的这段话,大概会使取得政权之后的列宁继续感到愤怒。关于赫尔岑的自由观,伯林当然没有理解错,但我更愿意强调赫尔岑的同情和爱。


在给他的终生好友奥加辽夫的信中,赫尔岑说:“人道主义……是我性格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一切非人道的东西比犯罪行为更令我气愤。有人偷了我的钱包,我抱怨一阵就完了,但若当着我的面严刑拷打小偷,我会为他难过死的。”


《往事与随想》书影


他的好友别林斯基这样说他:“才能与幻想渗入到被真诚的人道主义倾向所鼓舞、所燃烧的理性。它不是移植的或从书本得来的,而是你的天性所具有的。”


他的同情是真切的、一以贯之的,也是不起分别心的。他的同情面向俄国人,也面向欧洲的政治流亡者。如果非要把他的同情分类,我想,他的同情首先是面向失败者的。在回忆录中,他写道:那些流亡在伦敦的法国人、波兰人、德国人、匈牙利人,每次见面,他们的鬓角就会多出一些白发,他们居无定所,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的燕尾服边角已经被磨白了,但是看不到更换的可能。似乎他对失败者的同情是天然的,我想这是因为,在任何时候,他总是坚定地站在失败者一边,不管是在彼得堡还是在巴黎。还有,也许是预知到他自己的命运,他的同情才如此真切。以至于同情不只是同情,而变成了共苦。


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倦怠和忧伤。相比他的愤怒,我更爱他的倦怠和忧伤。在《往事与随想》的序言里,他这样说话:


泰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在流动,身旁都是外国人……我们再也没有返回祖国的路了……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岁,另一个十四岁)的梦想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但是他以抒情来支撑自己的自信,他洞悉命运之无常和失败之常在,他直觉自己回不到热爱的祖国了。即便如此,他也会“要我的孩子替我举杯,在异国他乡,在临终的时刻,我会依然保持对俄国人民光辉未来的信仰,并从我自我放逐的遥远的地方,为其祝福!”


他还有更迷人的话:


凡是属于个人的东西都会很快地消失,对于这种消逝只好顺从。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是凄凉,也不是淡漠;这是白发的青春,恢复健康的一种形态,或者更恰当地说,就是恢复健康的过程。人只能用空虚的方法忍受某些创伤。


他的激情总是伴随着倦怠和忧伤。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倦怠大于激情。托尔斯泰也不是这样的,他的激情大于倦怠。而赫尔岑的激情和倦怠是按照一种奇怪的比例混合的,他的激情使他的倦怠具有力量,他的倦怠使他的激情不仅面向俄国政治,也使他走向文学。文学于他是一种无意中的选择,当他无意中涉足文学,我们这才发现,这一切多么奇妙、多么合理。上帝注定要借文学来安慰失败的心。这颗柔软而博大的心,政治是容纳不下的,俄国是容纳不下的,哲学也无法安放。那种痛切的失败感,不在文学中诉说,你能在哪里诉说?


伯林说:“《往事与随想》是他在毁灭的洪水——四十年代它吞噬了不少理想主义的激进分子——中用来拯救自己的诺亚方舟,而且拯救的不仅是他一个人。”伯林还说,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是伟大的文学杰作。


《往事与随想》书影


年轻的时候,他曾写过小说和诗歌。我没有缘分读到他的诗歌,我读过他的小说《谁之罪》。坦率地说,不敢恭维。上帝要是想让你成为骏马,绝不会使你成为驴。当一个人过于急切地阐明某个理念时,文学本身会以自己的本能疏远他。他注定要写不是小说、但是比小说更牛逼的小说;他注定要写不分行的诗歌。他的不分行的诗歌,连普希金看了也会表示敬意。因为在他身上,有普希金的一部分,在普希金身上也有他一部分。万物皆有关联,谁搞得清那些粗鲁又细腻的民族的代言人们为什么彼此热爱、又彼此仇恨呢?


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在深夜,远离祖国的空虚像潮水一样包围了他。这个时刻,万念俱灰。也只有这个时刻,他身上的哲学家消失了,艺术家醒来了。或者,这个艺术家一刻也未曾沉睡。只不过,在此之前,这个比任何人都敏感的艺术家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教主,以为他可以改变世界和俄国。当深夜的虚无像潮水一样袭来,政治退位,文学苏醒。


事实上,他本来就有天然的概括能力,从一两个细节中提炼出普遍特征的能力。这种能力,多少诗人和小说家梦寐以求也没有求到。他的好友屠格涅夫说,他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是没有敌手的。20年前,我读到他对尼古拉沙皇的描写,他像占星术士、骨相学家、萨满教巫师一样,从沙皇的额头看出了愚蠢和狭隘的报复心。20年后,我依然记得这段文字。


他不怕袒露他的忧郁。在他最令我费解的《彼岸书》中,随处在张扬他的忧郁:你们已经读出我字里行间充满的忧郁、难以忍受的忧郁挤压着我的心口……自从离开俄国,忧郁就成了他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心情。


但是,他忘了一件事,心灵比心口更宽阔。宽阔而博大的心灵注定要暴露它的丰富,从冰雪覆盖的大地上走出来的人不是不可能看见南欧洲的蓝天白云。借用古龙的话,谁说我们的英雄是寂寞的?不!我们的英雄是欢乐的。


他在小说中描写他心爱的主人公,说他有闲不住的性格、好动的天性、火一样的热情。这何尝不是在说他自己?他没有俄国贵族老爷的贪婪,却有俄国哥萨克的豪爽和慷慨好客。他不考虑明天,像古龙小说里的人物一样,愿意千金散尽,只图江湖朋友一欢。


他给好朋友别林斯基送钱,让别林斯基去治疗肺病。他资助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巴枯宁,让巴枯宁去德国学辩证法。被马克思痛斥为流氓和恶棍、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里描写过的恶魔涅察也夫也从他那里搞到了上万卢布。


一个奥地利流亡者曾这样讲述他在伦敦的家:


“在这里能碰到德国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每天都为坐在桌旁的贫穷者摆设20份餐具,这些人兴许是没有钱在餐馆里用餐。”这个奥地利人还强调,无需任何介绍就能进入赫尔岑家的大门,大门为所有流亡者开放。这个奥地利人坦承自己就得到过赫尔岑一大笔钱。


我想象中的俄罗斯性格就是这个样子的。俄罗斯性格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因为它应当是这个样子。俄罗斯的痛苦、忧伤、固执和优雅,唯有赫尔岑才有资格代表。而且,他第一次打开了俄罗斯本来所没有的理性和反思的大门。也许这是因为他的母亲是德国人——关于俄罗斯,应该有一个隐喻,你们没有看出来,但我看出来了:所有来自父系的因素都在把俄罗斯引向地狱和毁灭,来自母系的阴柔的月光和夜莺一样的抒情才是对俄罗斯的拯救。我确信,帕斯捷尔纳克也是这样理解的。关于这点,托尔斯泰一半理解,另一半不理解。


对我们来说,俄罗斯性格是难解的。赫尔岑也说,纯思辨不是俄罗斯人的性格。他曾经这样说:


“我是一个俄国人,是通过生活来学习思想,而不是通过思想来生活。”


这个人暂时还不知道,他那么爱俄国,唯恐自己的孩子不像俄罗斯人。在流亡的路上,他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让孩子们学俄语。他不知道,在他死后,他心爱的女儿完全忘记了俄语,她嫁给一个庸俗的教授,过着父亲所反对的西欧式的庸俗生活。这种庸俗生活,十年之后,也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痛斥。


原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2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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